分享斋

去年，北京大学校方拆除了三角地的信息栏，很久以来那里都是学生们张贴社会和政治评论的地方。1989年春天，三角地曾帮助在北大这所中国最好的学府中把学生们的民主热情调动起来，学生们之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大规模民主示威活动。

几个脸上贴着中国国旗的女孩子在浙江省温州观看奥运火
炬传递

如今，在政府血腥镇压了6月3日-4日的天安门民主运动19年之后，三角地只剩下几棵松树和一丛丛的青草，这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学生情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北大法律系本科生王建斌（音）说，学生们好几年前、在信息栏被拆除前很久就已经不在三角地张贴政治性内容了。他还说，学生们张贴的都是些租房和考试辅导班之类的信息。
今天中国的大学生不再组织民主抗议活动，他们做得更多的可能是支持国家的兴起，寻求在中国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内行得通的方法，而不是挑战这套体系。爱国主义情绪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推动年轻人对政府提出批评，而如今很多学生认为，政府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上取得了成绩，尽管尚有不足，但支持它的领导才是爱国主义的最佳体现。
最近数月，西藏政治危机、四川大地震和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让这种情绪变得越来越强烈。学生们集会抗议外国对北京西藏政策的指责。3月份西藏暴力反政府骚乱受到政府强力镇压。学生们也常常称赞政府在四川大地震中的反应。数千名北京学生成为奥运志愿者，参与奥运会的后勤保障。他们把北京举办奥运会看作是国家的一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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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政府的支持与天安门抗议活动中定格下来的中国学生形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那些画面仍留在很多西方人的记忆中。中国政府从未公布过在对抗议活动的镇压中有多少人死亡，不过外部团体估计，死亡人数可能从数百名到数千名不等。奥运在即，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等国际组织再次发出呼吁，要求北京释放因参与天安门示威活动而被关押的部分人员，目前估计仍有130人在押。
从某些方面看，利用奥运会的象征意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重新定义中国因天安门事件而受损的国际形像。奥运火炬全球接力启动仪式等奥运活动都在天安门举行。在周二举行的一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拒绝回答有关天安门事件的一个问题。在外交部网站上发布的会议纪录上，这个问题也被删除了。
中国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似乎也不特别热切地想去知道。和很多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不同的是，现在的中国学生并不是特别地反叛、也不怎么公开批评政府，这是他们自己的经历和1989年以来共产党领导层积极影响并同化学生观点的综合产物。

1989年4月，一名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与警察展开言语上的交锋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领导层有时会鼓励学生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他们相信公众的批评有利于国家的团结。而如今，向政治发出的挑战并不受到欢迎，中国的学校对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国内被称为“六四事件”）也几乎只字不提。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系大四学生杨林燕（音）说，我只知道每到6月4日，学校领导就会有些紧张；6月4日组织的任何学生活动通常都会受到格外严格的审查。
实际上，中国所有大学都有与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相联的学生团体和组织。目前共青团员据称已有7,500万人，大部分大学生都是共青团员，这就使得反政府的激进主义立即成为禁忌，它同时也鼓励了对政府公开表示支持的行为。北京科技大学理工科学生、学生会副主席任少鹏（音）说，中国国家治理得很好，我们的未来会更美好。
中国的年轻人常常把政府和国家两个概念划上等号，他们也承认这种现象对西方人来说可能会很难理解。学生对政府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中国大多数年轻人都经历过的经济腾飞，这些年轻人都是在30年前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群众对政府的拥戴在四川大地震期间达到了高潮，很多人都对中央政府调派部队和救灾物资、以及总理温家宝迅速赶赴灾区的做法表示赞赏。
中国名校清华大学的大四学生许雪新（音）说，政府表现得很好，我希望外国人能看看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团结。
经济繁荣在政府赢得学生支持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作用。上个世纪80年代，学生们的愤怒部分来自于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有就是共产主义旧体制的残留限制了年轻人的机会，比如在就业分配制度下，学生们在毕业后被分到了国企工作，完全没有考虑到他们的个人偏好。
今天中国的学生们生活在国家相对富强的年代，而且由于高校扩招，现在大学生的数量也大幅增加。1996年至2005年，中国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增长六倍。
重点大学新建了一批体育场馆，部分奥运项目将在这些场馆举行，这样做也是为了增加大学生们的自豪感。教育部4月份表示，因食品价格上涨，计划提高学生补助。
《中国的学生：为民主而战》(China’s Students: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的作者、英国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的讲师鲁思•彻林顿(Ruth Cherrington)说，中国的学生现在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有更多的经济理由来坚持当前的这种爱国主义。
今天中国的年轻人比他们的父母有更多的渠道可以接触到国外媒体和其他信息来源。不过，很多人感觉他们的国家和政府在西方被严重地误解了。当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在一些西方国家城市遭遇抗议时，这种感情更是迸发出来了。这些城市的抗议令很多中国学生非常不安，他们举行抵制西方企业的示威和活动进行反击。
很多学生接受中国政府关于不受约束的言论自由可能产生不安定因素的说法，虽然这种说法在欧美大学校园里可能会遭到唾弃。
北京大学的王建斌计划7月份毕业后去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法学院继续深造。他不赞同民主和人权的概念全球适用的观点。他说，和西方不同，我们没有站在一个更高处去指出其他地方存在的民主和人权问题；你们有你们的价值观，我们有我们的。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是大众传媒。典型的大众社会观告诉我们，大众传播的受众无疑是大众本身，受众具备大众的一切特点（分散性、异质性、无组织性等），因此受众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而ME·麦库姆斯和DL·肖的“议程议置功能”论（即大众传媒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就越高）则进一步揭示了受众在大众传媒面前的被动地位。因此可以说新闻媒体对新闻事件的观点与看法直接影响着民众对新闻事件的看法，或直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着舆论导向的作用。

在中国因为种种原因，媒体面对负面新闻事件时，通常会集体失语，发挥不了媒体应该有的舆论导向作用。中国新闻界往往为了遵照统一的报道指令，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不在乎落后于西方传媒的后面。新闻媒体不谙熟对舆论的使命，他们近水流台，却不能先得月，对社会舆论的引导是脆弱的。

这样问题就发生了，一条新闻晚报或不报，就让西方媒体给夺走了舆论阵地。就以近期四川大地震为例（尽管这次主要责任在地震局），汶川发生地震后，中国的媒体比西方的媒体晚报道了三个小时。结果就因为这三个小时的迟钝，不禁使国内与国外很多人对中国新闻界的快速反应能力产生怀疑。幸好中方媒本在三个小时之后迅速报道了这一重大事件，舆论阵地收复得及时，所以我们损失也不大，只是起初包括国家地震局受到了部分民众的批评。试想一下如果媒体像唐山大地震一样只字不提，等到西方媒体都把事实公诸于天下后，我们的后果是怎样？可以想象，最先报道事实的西方媒体不仅向受众灌输了先入为主的观念，确定了舆论的指向，而且获得受众的信任，对后来报道的媒介产生抵消作用。到时即使我们怎样做公关工作，如果西方媒体故意抹黑中国，我们也没办法，因为全世界都信他了。要知道在电子媒介发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这次中国政府对地震的反应有别于唐山地震的原因），任何国家都无法封锁消息，任何重要事件都可能通过新闻刺激舆论。

新闻媒介舆论立场应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我认为这必须坚持反映真理、坚持真理的原则。其标准有三：一、舆论观点符合客观实际，反映真相；二、舆论主张有助于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第三、舆论立场站在国家民族利益一边且反映人民的要求。新闻媒体应该做的是：一方面新闻媒体要全面传达领导层意见，根据真理要素分析事件；另一方面新闻媒本也无须回避意见分歧，实事求是地反映事实和群众的心声。这样新闻媒介的地位就明确了，它是沟通国家和民众的桥梁。结合四川大地震看，这次新闻媒体表现又如何呢？

一、新闻媒体所形成的社会舆论很好的成为指导救灾工作的自然反馈系统。舆论是天然的反馈系统，就是说，社会舆论给社会控制者提供的各种对社会问题的意见来自四面八方，是由社会各个领域中所提出的普遍意见。广大人民群从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时随地对国家中的各种问题发表见解，形成各种不同的舆论，这些舆论就成为判断上层决策是否正确的一面镜子。在灾难发生的初始阶段救人是首要任务，“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此时舆论所形成的反馈对救缓工作的进展至关重要！在这次救灾中，政府一开始就呈现出透明的姿态，新闻媒体获得了积大的采访自由，能够客观地向公众反映了救灾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信息，使民众了解救灾的困难，使大众积极为救灾出谋献策。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过去唐山大地震中的一名幸存者，在QQ上发表了他对救灾过程中操作错误的看法。他指出肢体被挤压超过二十四小时后开始出现肌肉坏死，一旦移开重压，坏死肌肉会释放大量的肌红素、蛋白、钾等电解质，迅速引起心肾衰竭而死。这就是很多被救人员在被挤压中还能说话，而救出几分钟后死亡的原因.。因此在移开重物前就要为伤者滴注生理盐水，让伤者进行有效代谢，把血液中这些东西排出后再移开重物，否则一旦移开重物，死亡的机率很高.。他并呼吁尽快组织大量生理盐水到救援现场。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意见吗？类似的意见还很多。他们在为救缓工作人员作提醒的同时，也为我们增加了不小紧急情况下的应对百科常识，这不是很好吗？

二、新闻媒体很好的成为抑扬社会效能因素的有效手段。社会效能因素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即积极与消极两种。积极的效能能够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而消极的效能则能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对社会起阻碍作用。当地震灾害发生差不多十几天了，被压人员生存的机率几乎为零的情况下。地震救缓工作进入到第二阶段，即灾后生还者的安置与安抚阶段。这时，最需要的是外界对灾区的实物与资金支援。此时媒体的舆论应引导人们的意向，从而控制人们的行为，使他们按照社会管理者制订的路线、方针、规章从事社会活动。而媒体此时如果天天结合报道被挖出尸体的画面的话，一定是多百害而无一利的。这方面，此次媒体的表现也是值得一赞的，在第二阶段中，媒体只是每天将每天新增死亡人数一笔带过的播报一下，满足了受众的知情权。而重点放在，灾难中每天官员、士兵们、老师们、心理工作者们、国内外的志愿者对灾民的关怀，把舆论引向了积极方面，唤起了人们对灾区人民的关注与同情，这有利于整个社会形成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氛围，而事实证明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对此我们不能忽视媒体当中发挥的舆论导向作用。

三、成形道德舆论呼唤社会责任感，推进对体制问题的深入思考。责任感是由舆论培育起来的。驾驭道德舆论，给人们注入责任感，才会有高尚的行为和美好的社会。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地震救援工作进入第三阶段，媒体需要做的工作。因为，人们平静下来的心态，更多的是反思，而反思促发的很可能是愤怒。对于这一愤怒，我们不能以英雄人物的宣传来加以掩盖，因为掩盖的事实的同时，更加是掩盖对体制问题的反思。但遗憾的是，这次媒体在这次灾难后期的阶段表现不尽如人意。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媒体们，在后期不是把问题对准“豆腐渣”工程，而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对救灾英雄们的宣传，并号召全国的老师向灾区失去至亲的老师们学习。当然对先进人物宣传是应该的，但对制度和责任追咎的忽视就显得说不过去了。因为英雄背后是什么？很多时答案是灾难，是悲剧。我们的社会是需要更多英雄的出现抑或是对体制缺陷更多的反思。这就需要媒体在舆论方面发挥应有的责任！

举国更当驻足沉思：如何将灾难中升华起来的情感变成持久的共识？如何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寻找最大的公约数

　　第一次因普通公民，举国三日同悼；第一次为普通公民，五星红旗低垂。民之丧成国丧，民之哀成国哀，彰告仁厚悲悯成为国家共守的价值，人性光辉照耀国家伦理。未来书写历史的时候，大写的不仅是汶川，更有一个国家对生命的不离不弃。

　　举国同哀，举国更当驻足沉思：如何将灾难中升华起来的情感变成持久的共识？如何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寻找最大的公约数？

　　无数的中国人泪雨倾盆，最难抑制的泪水，流给了那些受难的孩子：他们的离去，让我们心碎；他们的无助，让我们颤栗；他们的坚强，让我们汗颜。

　　我们以感天泣地的悼文献祭那些凋谢在废墟中的花朵，以深切真挚的同情安慰那些伤痛欲绝的父母，以最美好的言辞赞美那些相携相守逃离劫难的孩子，哽咽声中，总理叮嘱大人：“好好地照顾孩子们”。

　　不要把伤痛轻易遗忘，不要让时间轻易冲淡记忆，不要让柔软的心灵再度变硬，为了这一切不发生，让我们记住：“ 好好地照顾孩子们”，并以孩子的名义重新出发，去寻找凝聚民族力量、激励国家前行的最大公约数。

　　这个公约数，首先是顺势而为积聚人心。因灾难而流露的坚毅民族精神、被唤醒的集体道德感和现代公民意识，因灾难而催生的高昂民气，聚集了无可置疑的强大感召力。这已经成为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如何善用这资源构建和谐，推进政治与经济的进一步改革，不仅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更是无可回避的历史责任。惟有坚定地把改革进行到底，为了孩子！

　　这个公约数，还须固化救灾救难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进步。现代公民意识的唤醒，不仅是由于灾难本身，更由于灾难面前信息透明、新闻开放等政治进步。民有难，国之殇，国有殇，民相望，公民意识的激活，首先是由于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当灾难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民众面前，当从国家最高领导到所有的救援队伍为了生命决不放弃的场景通过媒体可触可摸的时候，中国人的爱心与责任，自然不会沉睡。

　　设立国家哀悼日降下国旗，宣示了对民众情感的尊重和民众呼声的倾听；破天荒地接受外国救援队，显示了开放是“ 以人为本”的逻辑延伸。应该固化这样的进步，把这样的进步进行到底。眼下首先就要对灾难中暴露出的建筑质量等问题，对救灾款物发放等民众关切的热点焦点问题，继续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相信这对救灾和灾后重建，只会有百利而无一弊。

　　这个公约数，还蕴含着这样的意味：相拥相携、真诚对看，不应总是等待灾难的激发；爱我同胞，放下算计，放下自私的逐利，更应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常态。既然人与人的心如此靠近，就靠得更紧吧；为废墟中的花朵儿震撼流泪，就应该在教育上多投入一点，不仅让所有的孩子免费上学，还要让他们有坚固的教室；为11岁的留守男孩背着妹妹徒步翻山越岭安全转移而感动，就应该给身边每一个外来儿童以同等的受教育待遇，不要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拖延户籍和高考招生等刻不容缓的改革；为不惜一切从废墟中抢救生命并想方设法救治而感动，就应该不再容忍任何病患因无钱医治等死的麻木与冷酷，推进有病能医的医改。

　　这个公约数，还要求我们像这次救灾一样，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对安全生产、黑工童工、血汗工厂等阳光下不能容忍的痼疾，挥刀痛医，为的是每一个孩子不要哭泣，每一个父母不再伤心。

　　这个公约数，还包含这样的警示：防灾避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一环，逃生救生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我们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大国，所有的建设布局，都应考虑地质与环境灾害的防范，包括校舍在内的每一栋楼宇，从设计、选址选材到施工监理，都应把认真二字坚持到极致，震不垮的希望学校，应该成为灾难中高扬的旗帜。

　　那个夜晚，共和国总理在都江堰聚源中学躬身从断瓦残垣里扒出孩子的书包和鞋子，一位电力工人赶到现场支起应急照明灯，他说：“因为有亮光，孩子们就会有希望。”

　　一个给自己孩子以亮光的国家，将拥有未来。灾难，让亮光醒了，千万别重新睡下。让我们以孩子的名义，永远守望明天的亮光。-

注：茅老是我最尊敬的经济学家，其一向为人民说真话的胆识和经济学人与身俱来的大局观实在令我折服！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善于奔跑跳跃的野生羊群，被猎人们逼上了崖顶，前面是峭壁，回头是猎人的猎枪。从崖顶到对面的山峰，是任何一个最强壮的公羊也无法跳过去的。猎手们安逸地欣赏着这些即将到手的战利品，羊群经过短暂的骚动复归平静。惊人的一幕发生了，羊群里的羊自己组合，两两搭配，一只大公羊配一只小羊，或一只强壮的公羊与一只母羊结合，一对对先后向对面无法企及的山峰跳跃过去，当大公羊跃到最远的极限，正下坠落时，与它一起跳跃的小羊或母羊，以它脊背为踏板，猛力蹬踏，再度跃起，跳到山崖对面的山峰。而那只作为跳板的，自我牺牲，摔到崖下尸骨无存。一些小羊和母羊逃脱而生存，一个生命群落得以延续。

一个物种要延续他的生命，都知道保护他孩子的生命。类似的例子，在动物界数不胜数，当家牛群遇到狼群的围攻时，牛群会摆一个圆形的战阵，最外是年轻的公牛，用牛角与狼战斗，里一层是母牛，最里面是他们的孩子。蚁群过河时，用自己的身体勾连成一个中空的球体，中空里是它们刻意保护的幼蚁。种群、族群，都是通过这种牺牲、保护而延绵不绝。

有部美国人拍的二战影片，说的是一队纳粹敢死队化装成美国盟军，深入到盟军腹地执行特殊任务。他们在驻地与当地人和睦共处，有个驻地的小男孩不慎掉进了水槽，眼看就要被转动的水车给绞死。一个年轻的纳粹队员跳下水槽救起了那个小男孩，自己却死了，而且被水车绞烂了外面盟军的军服，露出里面的纳粹服装，暴露了身份，整个行动也前功尽弃。保护和拯救弱小生命，是人类的共性。即使是纳粹军人，也保持了基本的人性没有完全泯灭。作为敌对方的美国，也没有漠视和抹杀个别纳粹军人的人的本性。

在这次川北地震中，我们看到了闪光的人性。有老师用脊梁保护四个学生的生命，也有一对父母以身体为屏障保护自己三岁的孩子，还有更多的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日夜不停地搜救废墟下有可能活着的孩子。那些埋在废墟下的孩子牵动着我们的心，那些搜救人员感动着我们，使我泪溢眼眶。我擦拭溢出的泪水，情愿以后再也不用为救援人员和解放军战士感动；情愿以后不再为学生们、孩子们的生命而揪心。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已经喊了几十年。我不知道这是一句陈述句、还是知耻后勇的表决心、或者是无法企及的理想。但我决不敢怀疑是执政者自我讽刺的单口相声。然而，阜阳市一个区政府建了一个媲美白宫的政府大楼，却把一所学校拆毁搬迁至危房上课，并乞求日本的国际组织捐助建校办教育。其实不穷，却自己豪奢置仍是孩子的学生于危险，既穷了教育更苦了孩子。一句喊了几十年的口号成了尖刻的讽刺，不将讽刺当羞辱，却用来遮羞，我认为这样的执政者是一个族群的瘟疫。

多年前，在克拉玛依，一句”让领导先走”，使300多个鲜活的孩子瞬间葬身火海，执政的领导们安然无恙，事后还是安然无恙。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同类、幼小生命的群体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不如某些纳粹、不如牛羊、甚至不如虫蚁。他们给这个族群带来的，将会是灾难性的后果。

川北地震，倒塌的学校有：四川都江堰市聚源中学、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重庆市梁平县文化镇一小学、重庆市梁平县礼让镇中心小学、文化镇小学教学楼、德阳市实古镇中心小学、莹华镇中心小学和中学、八角镇中心小学、洛水镇中心小学。而政府大楼依然耸立。我没有让政府人员陪死的恶意，只是不解，为什么在同一个城市，都经过设计、建筑、监理的程序；都使用同一片蓝天下的水泥 、钢筋和砖块，学校的教学楼偏偏就塌成了废墟，而政府大楼却高傲地耸立。

不可否认，政府大楼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监理人员都不是政府人员，大楼决不是执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教学楼同样也不是政府人员更不是老师和学生设计、建设和监理的。政府大楼和教学楼全由专业人员完成，这些专业人员完成了会塌的教学楼和坚挺的政府大楼。这–，才是最可怕的。一个民族、一个种群，从根本上漠视延续这个民族和种群后代的生命，这个民族和种群离他消亡不会太远。

依然耸立的政府大楼，无疑是他们最后的坟墓。可怕而又无奈，很可能将会是我们亲手建立起来的、埋葬我们民族的坟墓。